临河区城市景观  本报记者  韩继旺  摄

在黄河“几字弯”的顶端，河套平原的腹地，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宛若一颗被大河滋养的明珠，镶嵌在祖国北疆的锦绣版图上。

这里南临黄河，北枕阴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孕育了贯通古今、农牧交融的千年文脉。

从秦汉戍边的古城烽烟，到清末开渠的沃野欢歌，再到革命年代的红色曙光，这片山河环抱的土地，城脉悠远、水脉丰盈、血脉滚烫，三条脉络如经纬般交织共生、生生不息，在时光流转中始终焕发着温润而坚韧的生命力。

古城遗韵  文明华章

临河的城脉，深植于脚下厚重的黄土，其源流可上溯至两千多年前中原王朝经略北部边疆的号角声中。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王朝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置朔方郡下辖十县，临河县赫然在列。

巴彦淖尔市文化学者张志国介绍，“临河”作为一个具有固定内涵的词组，最早出现在《汉书·地理志》。这是“临河”之名首次见诸史册，穿越两千多年沿用至今。

这片被黄河水反复吟唱的土地，从一开始便与中原王朝的边疆经略血脉相连。

在临河区八一乡土城子村的田野之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河古城址静卧沃野、残垣犹存，“目”字形夯土城廓勾勒出西汉朔方郡临河县城格局，隔墙台基仍显当年戍边雄姿。

根据考古勘探，城址南北长516米、东西宽222米，城墙由黄土夯筑，基宽达6米，残高1米至3米。部分墙体仍能看出清晰的夯筑层理。曾在古城内采集到罐、盆、壶、釜等日常陶器的残片，陶片表面多饰有绳纹、弦纹等汉代典型纹饰。

为守护好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临河区探索出“专业保护+民间守护”的模式，除了设置保护标志以外，还聘请当地村民担任文保员，杨春花便是这支守护队伍中的一员。她每天都会带着工具巡行于遗址周围，仔细排查安全隐患，用坚守筑牢古城保护的防线。

与临河县相伴而生的沃野县，始建于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治所在今临河区干召庙镇黄羊木头村脑高古城，因“地沃饶，宜畜牧”而得名，残存的夯土城墙至今仍能让人想见当年“水草丰美，牛羊遍野”的繁盛景象。

在临河区的古城遗存中，新华镇的高油房古城无疑是另一处颇具代表性的文化坐标，其结构与出土遗物具有典型的西夏文化特征，与史料记载的西夏“北控河朔”战略布局相印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出土了一批震惊世人的窖藏器物，包括莲花形金盏托、金指剔、金耳坠、金碗等金器以及瓷器、钱币等一批珍贵的西夏文物，另外还有大量的宋代瓷器、钱币等。

国家一级文物莲花形金盏托现珍藏于内蒙古博物院，其造型优雅，纹饰精美，采用了铸锻、锤揲等复杂工艺。专家从其蕴含的文化元素分析指出，这件汲取宋代中原江南地区工艺特点的金盏托卓尔不群，有力证明了西夏与宋朝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以及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悠久历史。

从汉代的边城到西夏的军镇，再到民国14年(1925年)设县，临河的城脉源远流长，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沧桑与文化交融。

渠网纵横 水润沃野

临河的水脉，是黄河馈赠的生命礼物。

临河水利开发源远流长，可上溯至汉代，但大规模的系统开发则在清代。

道光五年（1825年），地商甄玉、魏羊获得清廷特许，在临河的缠金地动土开渠。

他们于黄河湾处开口，下接一段名为刚目河的天然河道，这就是名垂后世的“缠金渠”——河套灌区最早开挖的干渠之一，也是后世永济渠的前身。长约50公里，渠口宽1丈。至清同治初年，已形成灌溉30万亩—40万亩的规模。

河套首渠缠金渠的成功开挖，吸引了晋、陕、鲁等地的走西口移民纷纷前来垦荒种地，临河的人口逐渐增多，农业生产日益繁荣。

但随着垦荒规模扩大，引水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于是，甄玉、魏羊出面联合聚源长、崇发公等48家商号，按地亩分派负担，不断扩大渠道，使缠金渠总长度达到70多公里，口宽5丈，干渠之下又开挖诸多支渠，每年灌地三四千顷，收粮数十万石。

《临河县志》记载了当时地商挖渠的情形：“道咸之际，有地商四十八家公共经理，今之公中庙，即昔年地商集资建立公共议事场所，规模亦壮阔哉。当时各地商包租蒙旗处垦地连阡接垄，用水均仰给于该渠，渠道平时岁修及临时出工，地商等按厘出资，通力合作，俨然有同利共害之团体。”从此缠金渠成为后套各干渠之冠。

永济渠的诞生，是缠金渠水利事业的延续与升华。永济渠又名缠金渠新渠，其前身是缠金渠的延伸工程，后经多次整修改造，成为河套八大干渠中规模较大的渠道之一，构成了临河区灌溉系统的核心。

新中国成立后，古老的灌渠系统经过科学规划与大规模改造，最终融入当今“亚洲最大的一首制自流灌区”——河套灌区。当年的缠金渠、永济渠，如今已化为滋养“塞上粮仓”的水动脉之一，现灌溉面积200多万亩，实现了“黄河九曲，唯富一套”的千年梦想。

红色薪火 信仰之光

临河区的血脉，因红色基因而愈发鲜活。

1927年，中国革命的低潮期，在临河县城一间普通的宿舍里，一粒红色的火种悄然点燃，照亮了茫茫河套。

当年6月，河套地区第一位共产党员刘进仁，受中共绥远特别区地委委派，以教育局督导员的身份回到临河开展地下工作。他秘密联系了进步青年李春秀、王汝贤，后又通过他们结识了王福元。经过培养与考验，三人相继入党。

1927年7月底，四名党员在李春秀位于临河三区办事处的宿舍内，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会议。这次会议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在河套地区的第一个基层组织——中共临河支部正式成立。会议选举刘进仁为书记，李春秀、王汝贤分别负责组织、宣传等工作。

支部成立后，迅速以争夺教育阵地为突破口开展工作。1927年10月，他们推动创建了临河一小，使其成为地下党秘密活动与传播进步思想的重要据点。此后，支部领导了学潮、农运，甚至尝试建立革命武装，在严酷的环境中顽强斗争。

1931年，怀揣建立革命武装抱负的李春秀，在策反晋军黑马队失败后英勇就义，成为河套地区第一个为革命献身的共产党人。

此后，震惊绥远的祥泰裕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河套地区武装斗争的首次尝试，虽因遭遇敌人伏击而失败，却有力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归绥、包头沦陷，河套告急。中共临河支部组织起抗日后援会、旅外学友会，以墙报、演讲、歌舞会等多种形式，掀起了救亡图存的热潮，在烽火连天中坚守着信念的防线。

如今，在临河区解放街道联通社区，中共临河支部旧址已被建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张张照片、一个个场景，共同凝固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这里不仅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临河区解放街道宣传委员李洁琼介绍，每一位走进纪念馆的参观者都能深刻感悟革命先辈的坚定信仰与光辉事迹。

这最初星火点燃的信仰之光，已深深融入临河的血脉，成为这片土地上最深沉、最坚韧的精神基因与力量源泉。

古城遗韵，是文明的印记，诉说着千年的沧桑；水脉绵延，是生命的律动，滋养着万顷良田；红色血脉，是精神的火炬，照亮着前行的道路与奋斗的方向。

临河区，这片被黄河浸润的土地，因城脉而厚重，因水脉而丰饶，因血脉而炽热，在新时代的征程中，让千年文脉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