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层

烛台呈筒形口、仰莲托，每两瓣大花瓣间嵌设一枚小花瓣，小花瓣的瓣尖装饰着联珠纹。

第二层

底部是一个脉络纹路清晰的莲叶形托盘，中心有方形花蕾，里面有3个方形卡槽，嵌着3支形状、大小基本相同的曲柄莲花形烛台。烛台均为筒形口，与仰莲烛盘和主烛台呼应，形成多支点照明结构。

第三层

一片大仰莲叶下，圆柱形杆连接着弯弧蹄状的三足底座，三足的足尖雕琢如意云头纹。

一盏烛台，映一室清辉，当烛光遇上莲花，光影流转间，烛火轻曳，莲影绰约，便有了别样的风雅。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便珍藏着这样一件莲花铜烛台，以精巧的工艺与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我国古代灯具中的珍品。

时针拨向2015年，考古工作者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铁公泡子村小王力沟的一处山谷中进行了一场抢救性考古发掘。这片区域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南临吐力根河，四周三面环山，山水相依间，沉睡着两座规模宏大的辽朝贵族墓葬。经过考古工作者细致地勘探与发掘，其中一座墓葬的主人身份率先揭开面纱——她是辽圣宗耶律隆绪的贵妃萧氏，出土的完整墓志清晰记载，萧贵妃于圣宗统和十一年（公元993年）下葬。这是我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辽朝贵妃墓葬，形制完整、出土文物丰富，为研究辽朝宫廷制度、贵族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凭借极高的考古价值获评“2015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

萧贵妃曾经是辽圣宗耶律隆绪的皇后，因宫廷斗争被贬为贵妃。她的家族非常显赫，先后走出5位皇后。萧贵妃的陪葬品特别丰富，有陶瓷器、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玻璃器、木器、玛瑙器、琥珀器、玉器、滑石器等，尽显皇族奢华。

莲花铜烛台出土于距离萧贵妃墓西北约240米处的一座墓葬。该墓葬为砖结构双室墓，规模宏大，全长26.8米，由墓道、天井、墓门、甬道、前室和后室六部分组成。墓门为砖砌的仿木结构，砖雕斗栱与彩绘纹饰精美绝伦。斗栱又被称作斗拱、斗科、欂栌（bólú），是中国古典建筑的标志性构件，它巧妙的设置在横梁和立柱之间，通过层层挑出的结构，将屋檐的重量均匀传递至立柱，既是木构架建筑中承担受力作用的关键部件，也兼具极强的装饰效果，是中国古代建筑智慧的集中体现。

墓葬后室地面绘有璧形图案与莲瓣纹，尽显贵族气派。尽管考古专家未能在墓中找到直接记载墓主人身份的文字资料与明确纪年文物，但通过对墓葬形制、建筑风格、装饰细节的对比研究，专家发现其与辽宁省阜新市关山八号辽墓、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豪欠营子六号墓、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祺墓等辽朝高等级贵族墓葬高度相似。结合墓葬地处辽朝滦河行宫附近的绝佳地理位置，以及远超普通贵族的墓葬规格，考古专家推测，这座墓葬的主人极有可能是辽圣宗最小的儿子耶律重元。

耶律重元身份尊贵，辽道宗继位后，将其册封为皇太叔、天下兵马大元帅，手握重权、地位显赫。然而，在清宁九年(1063年)，他不甘居人下，联合儿子耶律涅鲁古、陈国王陈六、知北院枢密事萧胡睹等一众朝臣，发动政变刺杀辽道宗，事败自杀。

这座墓葬虽然经历了盗扰，但是仍出土了一批高规格的文物，莲花铜烛台便是在墓葬后室发现的。

曾经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的史静慧向记者介绍：“莲花铜烛台通高50厘米，由柱状杆、烛台、莲叶托盘和三足底座组合而成。就整个烛台的造型与布局来看，可以将其划分为三层：第一层以圆柱形灯杆作为中心点，主烛台上设有圆柱形烛筒，烛筒下方承接的是仰莲烛盘，是主要照明的支点。第二层是一个莲叶底托，中心有方形花蕾，里面有3个方形卡槽，嵌着3支形状、大小基本相同的曲柄莲花形烛台。烛台均为筒形口，和仰莲烛盘与主烛台呼应，形成多支点照明结构。第三层是基座，形状是一片大仰莲叶，莲叶下的圆柱形杆下连接着弯弧蹄状的三足底座，三足的足尖雕琢如意云头纹。”

多枝烛台形制源自中原地区的多枝灯，而多枝灯的原型可溯至上古神树。多枝灯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大多为青铜质地，外形似开花的树，枝条有规律地从灯柱上分层伸出，枝头托着灯盘。这种灯通常为王公贵族所用，制作精美、装饰华丽。

莲花铜烛台制作精巧、技艺复杂，从铸造工艺中的中原技术基因，到功能设计中对游牧、定居生活的适配，再到装饰元素里的文化内涵，每一个细节都镌刻着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痕迹。

史慧静说：“辽朝与北宋长期并立，保持着物质、技术、文化的频繁交流，中原的工匠、技艺等传入辽地，为辽朝手工业与文化发展注入新鲜血液。辽朝在吸收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又进行本土化创新，莲花铜烛台便是这种双向交流的缩影，它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是各民族、各地区在交往交流中互鉴共生、彼此成就的过程，为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鲜活的实物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