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粟特式银壶 通高28厘米，足径11.3厘米。

柳叶形银碗

猞猁纹鎏金银盘

文物不语，文明有声。2026年5月18日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

文物是纽带，文明是桥梁，古今对话，中外相知，博物院（馆）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是岁月沉淀的瑰宝，它们守护着历史记忆，讲述着文明交融、山海相通的美好意义，让千年文脉绵延不绝，世界文明岁岁相依。

银壶小口，立领，短束颈，鼓腹，柄部和口沿相接处装饰着深目高鼻、“八”字胡须、短发向后梳的鎏金胡人头像，头像对面有鸟喙形流。壶的圈足外侈，底边装饰一周联珠纹。

联珠纹 联珠纹是萨珊波斯重要的艺术题材，由一个个的小圆珠组成，或排成条带形状，或围成一个圆圈，包围主题纹样，成为联珠圈。

在古代的丝绸之路上，粟特人凭借出色的经商与手工艺能力，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今天的内蒙古地区留着他们当初沿草原丝路一路东行的历史印记，书写着文化交融的篇章。

内蒙古博物院“融铸北疆”3号厅陈列着一把唐代粟特式银壶，通高28厘米，足径11.3厘米，通体锤揲成型，素面无纹。银壶小口，立领，短束颈，鼓腹，柄部和口沿相接处装饰着深目高鼻、“八”字胡须、短发向后梳的鎏金胡人头像，头像对面有鸟喙形流。壶的圈足外侈，底边装饰一周联珠纹。该院典藏部工作人员白羽介绍：“这是粟特工艺传入北方草原的经典物证，1975年出土于赤峰市敖汉旗李家营子。”

1975年春天，敖汉旗荷叶勿苏公社李家营子大队修水渠时发现了两座墓，出土了一批银器和金带饰，包括银壶共有3件典型的粟特式银器，另外两件是猞猁纹鎏金银盘和柳叶形银碗。

猞猁纹鎏金银盘浅腹，高圈足，盘心为老虎纹浮雕，盘口沿部分和猞猁纹均鎏金。柳叶形银碗浅腹，碗口呈不规则椭圆形，底部有焊接痕，考古专家判断，银碗底部原来应该有圈足。

银壶在中亚粟特地区常见，传入我国后被称为“胡瓶”，即胡地制作的瓶子。胡瓶在三国时期就已传入中原，到了唐代，胡风盛行，胡瓶成为贵族使用的器具。

夏鼐先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1978年在《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一文中将这把银壶归为萨珊式。1994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先生在《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一文中，将这把银壶归为粟特式。

白羽说：“萨珊式与粟特式都有带把壶，两者非常相似，均有鸟喙形壶嘴、弯曲的把手以及喇叭状圈足。相较于萨珊式带把壶，粟特式带把壶的把手连接壶口和壶腹部，把手上的指垫也就是银壶的胡人头像处位于壶口和把手连接处，圈足直径与高度的比例大于萨珊器，圈足与壶身连接处直径较小。萨珊式带把壶相较于粟特式壶，身材看起来更加修长，壶腹直径与高度比例更小。这两种胡瓶都受到罗马式胡瓶的影响，胡瓶进入中原地区后，工匠们发现带有流的器物在倾倒液体时不易洒出，更加方便，于是促进了唐代单把、带管流注子的产生。”

粟特人在中国古代史籍中被称为“昭武九姓”或“九姓胡”“胡”，原是生活在中亚阿姆河、锡尔河一带的古老部族，从我国的东汉时期直至宋代，往来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以跨国商贸、多语沟通、多元文化适配著称。

公元六世纪中叶，突厥兴起，占领粟特地区，大量粟特人融入突厥部落，随他们游牧迁徙至内蒙古草原、河套地区，成为突厥商贸、外交、军事的核心力量。贞观四年（公元630年），10万突厥降唐，其中主体为突厥化粟特人。

今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乌审旗一带在唐调露元年（公元679年）设置了六胡州，即鲁、丽、塞、含、依、契六州，以羁縻制度管理粟特移民。除“六胡州”外，粟特商队沿参天可汗道、阴山道，遍布内蒙古阴山南北、西拉木伦河流域、河套平原，北接蒙古高原，南连关中长安，西通中亚，东抵营州（辽西），形成全域商贸网络。今赤峰、通辽一带在唐代是契丹松漠都督府核心区，紧邻营州，粟特人随唐朝军政、商贸活动深入，与契丹、奚族深度交融，成为中亚文化向东北亚传播的延伸地带。

粟特商人是草原丝路的“贸易中介”，他们向西贩运中原丝绸、茶叶、瓷器至波斯、拜占庭；向东、北贩运中亚金银器、葡萄酒、香料、胡药、玻璃器至北方草原、中原，在北方草原设立胡市、榷场，开展游牧部族与中原的转贩贸易。粟特商队采用股份制经营、粟特文记账，是唐代北方最成熟的跨国商业体系。

内蒙古凭借独特的区位，成为中原农耕文化、北方游牧文化与中亚西域文化交汇的枢纽。粟特人以商贸为纽带，打破地域阻隔与文明隔阂，让草原丝路成为联结世界的桥梁，带动物产流通、技艺互鉴、文化共生，促进了人类文明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