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釉花瓣口剔花瓷瓶 最大直径9.2厘米，最小直径8.7厘米，瓶的腹径11.5厘米，整瓶重1.07千克。   

牡丹纹

黑釉花瓣口剔花瓷瓶上的装饰以牡丹纹为主。牡丹纹是典型的中原瓷器装饰纹样，有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寓意。辽、宋时期，牡丹纹被赋予“富贵”的象征意义，成为瓷器上不可或缺的装饰元素。

西夏瓷器重视开光技法的使用。开光，是传统装饰技法之一，即在器物某一部位预留出扇形、蕉叶形、菱形、心形、桃形、圆形等空间，再在空间内部饰以花纹。西夏瓷器开光采用剔刻技法，开光内剔掉花纹以外的地方，露出浅色的胎，使花纹看上去有浅浮雕之感，突出艺术效果。

中国的瓷器制作历史悠久、技艺精湛，在世界瓷器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鄂尔多斯市博物院“黄河从草原上流过——鄂尔多斯历史文化陈列”1号展厅，有一件黑釉瓷瓶特别引人注目，它的瓶口既不是圆的，也不是方的，而是花瓣形。瓷瓶通体内、外均施黑釉，外壁施釉至底圈足部，釉色光亮，圈足底部无釉。瓶口“花瓣”向外自然舒展下翻，瓶颈直而长，斜折肩，肩部剔刻一周花草纹。腹部饰剔花缠枝牡丹纹，下腹部弧收。高圈足外撇，呈喇叭状,底部边缘部分凸起、有清晰的棱角。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宣传信息中心主任白林云介绍：“黑釉花瓣口剔花瓷瓶出土于准格尔旗，制造于西夏时期，瓶口是不规整形，最大直径9.2厘米，最小直径8.7厘米，瓶的腹径11.5厘米，整瓶重1.07千克。”

1982年10月，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准格尔召乡农民在敖包渠种树时挖出一口大瓮，瓮口上盖着一口铁锅，瓮的腹部匝着一圈铁箍，瓮里放着瓷器，瓮外面堆放着铁器。经鉴定，这是一处西夏时期的窖藏，出土了黑釉剔花瓷瓶、酱釉瓷瓮、白釉瓷盆、白釉绘花瓷碟以及瓷钵、瓷碗、瓷瓶等21件瓷器。出土铁鍑、铁锅、铁犁、铁马镫等54件铁器。

白林云说，西夏的陶瓷制作技术和陶瓷文化深受中原地区影响，无论是器型、装饰图案、烧制方法等，都与当时磁州窑、定窑和耀州窑所产瓷器有共同之处。西夏人在学习和模仿中原地区制瓷工艺的过程中，虽然逐渐形成了一套本土特色的陶瓷制造工艺，但是受环境、资源与工艺水平限制，瓷器在材质和工艺上都落后于宋、辽。受瓷土和烧制技术影响，西夏瓷器瓷胎较粗，不像中原瓷器那样细腻；西夏的胎土中含有一定量的砂，所以瓷器胎色多数呈浅黄色或泛红，器壁较厚。白釉瓷器大多数不在瓷胎上直接施釉，而是先在瓷胎上施一层白色化妆土，然后在化妆土上施釉，因此器物釉面光泽度不是很好，还有裂纹出现，只有像黑釉花瓣口剔花瓷瓶这样的黑釉瓷器，才有较明亮的光泽。

黑釉花瓣口剔花瓷瓶上的装饰以牡丹纹为主。牡丹纹是典型的中原瓷器装饰纹样。自唐代以来，牡丹颇受世人喜爱，有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寓意。辽、宋时期，牡丹更是被赋予了“富贵”的象征意义，成为瓷器上不可或缺的装饰元素。

西夏瓷器上的牡丹纹饰与辽、宋时期流行牡丹纹有关。西夏和辽、宋间通过交流互动，形成了在本土瓷器上装饰牡丹纹的风格。

西夏瓷器还重视开光技法的使用。开光，是传统装饰技法之一，即在器物某一部位预留出扇形、蕉叶形、菱形、心形、桃形、圆形等空间，再在空间内部饰以花纹。宋代瓷器开光是在白釉上绘制黑色花纹图案，利用黑白对比产生艺术效果。西夏瓷器开光则采用剔刻技法，开光内剔掉花纹以外的地方，露出浅色的胎，开光外划满斜道纹或水波纹，使开光内花纹看上去有浅浮雕的感觉，突出艺术效果。

白林云介绍：“鄂尔多斯地区发现多处西夏窖藏，例如1949年发现的准格尔旗纳林镇窖藏、1979年发现的鄂托克前旗二道川窖藏、1982年发现的达拉特旗新民渠窖藏和准格尔旗敖包渠窖藏、1985年发现的伊金霍洛旗白圪针窖藏、1986年发现的伊金霍洛旗瓦尔吐沟窖藏等。从出土文物看，西夏的瓷器可分为生活用器、文房用具、娱乐用品、艺术品和建筑构件等；常见器型有碗、盘、盆、瓶、壶、罐、灯、帐钩、砚台、铃、棋子、建筑构件、人物造像、动物造型等，按釉色分类主要有褐釉、黑釉、白釉、青釉，茶叶末釉，也有少量姜黄釉。碗、盘类器皿出土数量最多，瓶类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形制多，有经瓶、玉壶春瓶、花口瓶、净瓶、小口双耳瓶、深腹瓶等，文化艺术价值都很高，是我们研究辽、宋、西夏时期鄂尔多斯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实物资料。”